执政半年,李在明抓住了一个关键久久一区二区三区99窗口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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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佳琦
韩国成均馆大学研究生
2026年1月4日,李在明上任总统以来首次访华,开启其新年第一访。
能在上任半年之后就开启访华之行,至少说明李在明对韩国国内局势已经有一定的把握。而回顾李在明政府执政的这半年,外界的直观感受往往不是某一项政策本身,而是政策推进的节奏更快、动作更连续。党内指挥与党政协同很快固定成常态化机制;军安保线则把“强军”与“可控、可追责”的要求捆在一起推进。经济民生侧依托TF专班(Task Force 专门工作组)与财政工具,先把稳预期、做体感放到前面;对外关系则在恢复沟通与控制外溢风险之间,刻意拉出推进节奏。
如果把这半年拆开看,会看到一种更稳定的工作方式:很多重点议题不再按“部门各管一摊”自然推进,而是被当作项目来处理——先把统筹架子搭起来,再把任务拆到人、拆到时间点,通过TF专班把跨部门事项变成可跟踪、可验收的推进过程。
一、半年执政动作盘点:党内—军事—经济—外交“四线并进”
党内:先把“党政—总统室”锁成一条指挥链
上任初期,政府把党政协调机制前置为“控制塔”。做法是以“高位党政协商会+总统室同桌”的形式,把执政党、内阁与总统室先固定在同一张桌上,优先统一节奏与口径,为后续预算、民生包、房地产与能源等跨部门议题减少内耗空间。
从公开行程看,7月6日首场高位党政协商会召开时,总理金民锡就明确提出“包括总统室在内的党政是一体”。
8月2日民主党选出郑清来为党首后,党内权力结构进一步向“亲李”集中,郑清来也强化了与总统“共同体”的叙事。
其结果并不是简单的“党管一切”,而是分工更清楚、协同更高频:执政党负责立法与国会动员,政府负责政策设计与执行,总统室负责议程设定、跨部门对表与对外口径整合,多数议题以“同案推进”的方式并行展开,从而缩短了协调链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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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2日,在京畿道高阳市的韩国国际会展中,民主党举行第二次临时全国代表大会,选出新任党首。图为郑清来发表演讲 韩民族日报
军事:对内“可控可追责”,对外“制度化可验收”
军事安保这半年基本沿着两条线推进:一条是对内整饬军纪与指挥体系,先把责任链条捋清,再谈整肃与改革,把“强军”与“可控、可审计、可追责”一并推进;另一条是对外继续把同盟合作往制度化方向推,即便在对朝缓和表述并存的情况下,威慑与作战协同仍通过韩美既有机制稳步落实。
从公开报道看,12月18日前后国防部向总统的工作汇报,把文官统制、制度化控制以及军情报体系改革放在较突出的位置。改革着力点主要落在军情报与特战等敏感领域:重整权限边界与指挥链条,强化责任追踪,尽量降低情报体系被政治化调用的空间,使其更可纳入一套可控的治理链条。
对外合作方面,推进方式更接近“制度化对表”。第57次韩美安保会议(SCM)与第5次核咨商小组(NCG)以工作计划、阶段评估等方式把扩展威慑与作战协同固化为流程。同时,部分议题以“项目”形态出现,例如美军舰艇在韩维护修理(MRO)与造船维护合作的扩展,以及围绕核推进潜艇议题的跨部门协商安排。这类项目在扩展能力边界的同时,也把不扩散合规与对外敏感性管理的压力同步抬高。
经济:用“总统直控TF+财政工具”做体感,但汇率与房价仍是逆风
在经济与民生领域,李在明政府一开始就把“先稳住体感”摆在比较靠前的位置。就任初期即指示成立紧急经济点检TF,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进入应对节奏——先把一个可以随时点检、随时加速的统筹框架立起来,再在框架内推动具体措施落地。
在政策工具上,政府较早动用了财政手段来稳预期、做体感。比如7月4日国会通过第二次追加更正预算(31.8万亿韩元),把“民生恢复消费券”放在更靠前的位置,并通过首都圈/非首都圈差异化补助、对人口减少地区追加补助等方式强调尽快执行;同时推出面向小微主体的“负担减轻”类信用额度(如定向覆盖水电气与四大保险等固定成本),释放“压住生活成本、先托住现金流”的政策信号。
不过,民生优先的效果最终能否被稳定感知,很大程度仍要看两项更硬的变量:汇率与房价。12月下旬韩元对美元偏弱波动(盘中一度接近1484.9,回落至1463.3附近震荡),外部美元走强与风险偏好变化仍可能牵制输入型物价与通胀预期;房价方面,媒体援引韩国不动产院12月25日周度动向称,全国与首都圈仍处上行区间。
换句话说,即便“民生优先”的政策组合成立,汇率与居住成本仍可能在2026年持续形成现实层面的逆风。
外交:先恢复沟通常态,用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,同时控制“被卷入”风险
李在明政府的对外路线大体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推进顺序:先把外交运转拉回常态,再以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,同时把风险控制放在旁边同步推进。就任后,政府很快完成与美、日、中领导人的首轮通话,先把沟通渠道打通;随后以加拿大G7相关日程作为多边场合的首次亮相,并在双边会见中反复强调贸易、投资、供应链、能源与战略产业合作,逐步把“以经济议题为主轴的首脑外交”做成固定节奏。
与此并行的是对“卷入风险”的克制处理。6月下旬决定不出席北约峰会时,总统室以中东局势不确定与国内议程等因素作出解释。无论外界如何解读,这一选择至少传递出一个倾向:政府并不否认同盟的重要性,但会尽量避免被外溢性更强的扩展议程牵引到高风险前沿。
进入下半年,外交推进更像“关键双边—多边机制—主场外交”相互嵌套:8月推动韩日首脑会谈并带动高层往来机制重启;随后举行就任后首场韩美首脑会谈,公开将贸易关税与造船、核能等战略产业合作列为高频议题;而庆州APEC周则成为主场外交的峰值窗口,围绕关键双边密集对表,并把“恢复与稳定管理”以及半岛议题沟通放在显著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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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EC峰会周在韩国庆州开启 图片来源:APEC官方新闻中心、韩联社
整体而言,政府一方面用经济议题组织外交议程,另一方面通过减少不必要卷入、依托机制化协作推进同盟与周边关系来压住外溢风险:韩美线更突出项目与规则的执行性,中韩线短期更可能优先落在经贸、人文交流与沟通机制上,而安全议题仍存在明显上限。
二、执政风格:强统筹、机制化推进、体感优先
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的执政方式,大体可以用三个词来抓住:强统筹、机制化推进与体感优先。它更倾向于先把党、政府与总统室的协同关系固定下来,通过高位党政协商会和持续对表把节奏统一起来,让立法、预算与行政执行尽量在同一套时间表上推进,而不是等待部门之间“自然形成合力”。
在治理手法上,这届政府的偏好很明确:先把协调框架搭起来,再推动具体议题往前走。很多事情不是一开始就去讲“叙事”或“形象”,而是先把会议机制、分工方式和交付节点定下来,让跨部门事项能够持续推进、也便于追踪结果。
这种做法在几条线上都能看到:经济领域以紧急经济点检TF开局,把物价、景气与财政工具纳入总统层面的高频点检;安保领域将核推进潜艇相关的跨部门协商安排、以及军情报体系调整等敏感议题,放进统一统筹与阶段性交付的节奏中;同盟合作则通过SCM/NCG等机制,把扩展威慑与作战协同固化为“计划—评估—验证”的流程。
总体而言,它更像先把“推进机器”装好再让政策在机器里跑:框架一旦成型,协调链条会缩短,节奏也更容易被统一,外部口径随之更集中。
从政策排序看,政府把“体感”放在了更靠前的位置:财政工具先行,优先稳住小商户与消费,再把中长期结构议题往后放一放。追加更正预算、消费券/返现、面向小商户固定成本的减负类信贷,以及节日物价对策等,组合起来指向同一个目标——先缓冲民众日常最直接的压力:吃穿住行的涨幅、固定支出与现金流紧张。这样做的政治含义也很直接:先把体感稳住,才能争取更长的政策窗口与更高的社会容错度。
安全议题上则呈现出一种并行推进:对朝表述更强调信任恢复与对话条件,释放缓和信号;但军备建设与同盟协同并没有跟着收缩,演训与威慑机制照计划推进,相关预算与能力建设也继续加码。整体呈现出对朝语气更缓,但威慑与能力建设仍按既定节奏推进。
对外路线更像是在同盟框架内做“能力升级”:一方面继续推进同盟合作的制度化与现代化,另一方面把提升自身政策空间的诉求嵌入这些合作安排中。比如通过OPCON验证程序、MRO造船等项目化合作,以及核潜艇相关协商路径的公开化,政府更倾向于在同盟体系内扩大能力边界与议程主动权,而不是走脱钩式的单边路线。
外交姿态上,整体思路偏向“控风险、抓节奏”。多边场合保持必要的能见度,主场APEC周集中安排关键双边,以经济议题组织首脑外交;同时对卷入风险更高的扩展议程保持克制(如不出席北约峰会),尽量把外交运作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内,避免把不确定性外溢到国内议程。
作为治理工具,TF专班更像一个跨部门的“项目办公室”: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部门的议题迅速拉到同一张桌上,缩短协调链条,尽快形成统一口径与推进节奏。它并不替代部委日常职能,而是把跨部门事项从“各自解释、层层会签”的慢流程,转为“集中会商—任务拆分—节点交付”的快流程。
需要说明的是,TF专班并非李在明政府的独创,前几任政府也都有不同形式的临时推进组织。但从运作风格看,李在明政府更倾向把它当作常用工具,用来加强统筹、提高推进效率。为便于比较文在寅、尹锡悦与李在明三届政府就任后六个月内相关组织的设立情况,并避免口径混乱,本文先做如下三类区分:
A(严口径):组织名称明确含“TF”;
B(次严口径):官方临时推进体(委/团/协商体等)但名称不含TF;
C(宽口径):官方或主流媒体明确称其为“TF级别”。
以6-12月底时间段为统计窗口(基于作者整理的公开信息清单):李在明初期合计13个专班(A=12,C=1;B=0),其中总统端5/13(38.5%)。文在寅相同时间内合计22个专班(A=9,B=13;C=0),其中总统端0/22。尹锡悦的临时推进专班合计为9个(A=6,B=3,C=0),总统端为1/9(11.1%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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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在明初期合计13个专班 图为笔者自制
从这种统计口径出发综合各TF专班议题,可以得到一个更谨慎的比较:尹锡悦前6个月的TF更像在危机或单点议题牵引下“阶段性拉起”;文在寅与李在明则更接近于把TF当作常态化治理装置。
但两者又有形态差异:文在寅更偏“部门扩散型”的委员会铺开,强调程序性背书、覆盖面更大,但协调成本也更高;李在明则更偏“中枢设题+TF项目交付”,其中五个总统直属TF(经济点检、跨国犯罪、自杀对策推进本部、光州军民机场六方协商体、青瓦台再迁)的议题都具有高度跨部门性与政治敏感性,因而需要以总统端设题、TF项目化交付、统一口径的方式压缩协调成本并加速落地。
三、窗口期的形成:多数席位、民意加成与反对党失序
李在明政府上任半年内能以高密度节奏推进议题,并非只靠行政技术,更离不开一个阶段性的政治窗口。至少有五个因素叠加在一起,降低了政策推进的摩擦成本。
党内集中:议程更统一、动员更顺畅。李在明政府在上任半年内之所以能以较高密度推进议题,一个重要前提是执政阵营内部更集中,议会结构也相对有利。多家评论将其归因于民主党长期围绕“亲李”格局运转:这使政府在设题、立法与预算动员上更容易获得党内同步配合。与此同时,随着议会优势形成,快速处理、压缩冗长辩论等程序工具的可用性上升,从而压缩了政策推进的政治摩擦成本。
民意加成:更强的承压能力与政策窗口。按韩国盖洛普在李在明就任满6个月时的调查结果,总统施政好评为62%,政党支持率呈现执政党优势格局——民主党43%、国民力量24%。这类“总统高支持率+执政党领先”的组合,往往意味着政府在议程设定、争议议题的承压能力上处于相对有利位置:政策推进的难点不仅在技术层面,更在于能否承受随之而来的政治摩擦,而较高支持率与执政党领先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其可操作空间。
议会结构:多数席位与程序工具降低“否决型摩擦”。以第22届国会为例,民主党拥有171席。在不少议题上,只要再与部分友好小党形成阶段性配合,预算案与一般法律案就更容易进入“能过关”的表决轨道(但距离修宪所需的200票仍有差距)。这与尹锡悦政府初期形成对照:当时多家媒体与事实核查材料提到,尹锡悦就任后约6个月内,政府向国会提交法案77件,但在国会本会议层面通过为0件,议会结构对行政议程的掣肘非常明显。相反,截至11月19日前后,这届政府“国政课题”相关法令已推进完成72件,其中法律48件已在国会通过,配套行政法规24件公布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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